新中国成立伊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上大量的苏联援建项目，使俄语人才空前短缺，学习俄语也变成了国家支持，单位组织，个人热衷的事情，年轻女孩更是以“布拉吉”为时髦的代名词。据报道，到1953年，7个师范大学的英语系都停办，很多中学也不开英语课，改教俄语。英语，除了教给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的“Hands up！”(举起手来)，“Freeze！”（不许动），“Put your weapon down！”（放下武器，交枪不杀），基本上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50年代末到十年浩劫结束的近二十年，英语虽然进入了大学和中学的课堂，但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学生在英语课堂上只能学到一些政治口号的生硬英译。大量与生活有关的词汇和场景，因为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签，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英语课本中。

　　改革开放后，当我们打开国门，发现外面的世界变化之大，已经超出了想象。对外合作，引进项目，学习新科技，凡此种种，无不需要精通外语。而此时的英语，凭借自身的语言特点和美国超群的大国实力，俨然已经成为外交、经贸、科技、旅游等领域的国际通用标准语。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学英语的火热年代。

　　火热的年代需要激情洋溢的榜样。坐在轮椅上仍然自强不息，坚持自学英语的时代楷模张海迪给了无数人以刻苦学习的信心和力量。我还记得听张海迪事迹的报告会时，自己只有十几岁。她讲到一次由于感染导致高烧不退，昏迷了好几天，而当她刚刚退烧恢复神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背10个英语单词，看看自己的记忆力是否受损从此以后，“背单词”对于我来说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英语学习问题，而是自己毅力与信念的试金石。

　　当时大家学英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教材资料的贫乏。解放前的教材早已难觅踪影，而解放后英语教材的编写基本陷于停顿。编写严谨，质量上乘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于是，著名学者，英语教育家许国璋1963年编写的《英语》（即后来的《许国璋英语》）就成了几乎人手一册的课本。据说，当时留学美国的学生中，有不少人都从国内带去《许国璋英语》。有老外好奇，问来了美国怎么还带中国编的英语教材？他们说：看来看去还是许国璋的实用。《许国璋英语》创造了我国英语教材畅销数十年，影响几代人的神话。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神话还会顺理成章地继续——直到它的终结者出现。

　　1967年，英国朗文公司出版了L.G. Alexander编写的New Concept English系列教材，全书从难到易分四个级别，每个级别都有教师用书和学生用书，并配有录音磁带。教材中选取的课文短小精悍而又饶有趣味，后面的练习针对性极强。八十年代初，这套教材的海盗版在国内首先出现，这套书名被严格字对字翻译为《新概念英语》的教材从此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新概念英语》和它的辅导书，配套音像制品，以及培训课程仍然是很多英语学习者的首选。而《新概念英语》带来的先进的教材编写理念，也深刻地影响了国内英语教材的研究开发与编写。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国潮涌动。对于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中国优秀大学生来说，迈入北美大学的最大障碍就是名字听起来挺喜气的“托福”和被戏称为“鸡阿姨”的GRE了。此时一个北大英语系的年轻老师，迫于生计，开始了自己的讲课与办班的生涯。